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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卸任著书开中国政坛先河 回忆录颇有人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程瑛/北京报道

  在从无退休政治家著书习惯的中国政坛,这些对于“亲历历史”的坦率呈现正呼应着一股日渐浓厚的开明之风

  2003年下半年陆续面世的《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钱其琛著《外交十记
》和《李岚清教育访谈录》,新年伊始依旧保持热销势头,或屡屡加印,或稳坐各大图书销售排行榜。

  从政府高位退休的这三位中共领导人,以个人化的方式,在卸任后数月“有些重大事件的热度甚至还没有完全消退”时即推出回忆文字,回溯中央决策的来龙去脉,新中国历史尚无先例。

  在注目于以上著述所揭示的丰富历史细节的同时,人们更感慨它们的水到渠成——在从无退休政治家著书习惯的中国政坛,这些对于“亲历历史”的坦率呈现正呼应着一股日渐浓厚的开明之风。

  政治家回忆录颇有人缘

  在被《哈利·波特与凤凰社》、《影响世界的100个管理预言》、《大卫·贝克汉姆:我的立场》等畅销书盘踞的图书排行榜上,版式素雅、笔调平实的《外交十记》相当稳健,连续近十周位列前十。

  “这可以说是2003年最有人缘的一本书。”世界知识出版社发行部的周主任说。据他介绍,在此前北京新华书店组织的一次读者票选中,《外交十记》入选2003年最受欢迎的10本书之列。

  “听钱其琛解读我国外交进程背后的细枝末节是一种享受,让我们知道新闻联播里任何一次接见任何一次握手后的政治意义。”一位读者在网上这样评价《外交十记》。上市之初,作者签名盖章本还在北京和武汉举行了义拍,单本最高拍出1118元。

  自去年11月初发行至今,《外交十记》已6次印刷,总印数达16万册。“现在我们又备了4万册的纸张,准备印到20万册。”周主任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各地销售情况非常好,海内外报刊多有转载,并有海外出版机构有意购买版权。事实上,此书发行仅20天盗版就已出现。

  《李岚清教育访谈录》目前总印数达到9万册,总销售量近6万册,仅春节前一个月内就销售了5万册。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人员表示,通过书店零售的渠道,这样一本政策性比较强的书能达到这个销售量相当不错。

  《李鹏三峡日记》两个月内5次印刷,目前总印数10.5万册,基本全部售出。责任编辑之一李明介绍说,该书自去年8月在全国各大书城同步上架后读者反响强烈,在北京流量最大的西单图书大厦和王府井新华书店,据统计60%-70%的读者都会去专设的展示区域翻看这本书。

  李明说,自己也是第一次接触领导人的日记。这些从李鹏日记中摘选出的与三峡工程有关的部分,跨越23年历史,“其中有工作日记的成分,但同时也与普通人的日记相似,有许多个人化的东西在里面,让人感到很亲切。”

  非官方非小道的“第三渠道”

  对于关涉重大问题的国家决策,普通公众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官方解释不可预期,传言甚至谣言有时就掌握了话语权。

  在中央党校党史学者辛鸣看来,卸任高官以个人身份回溯历史的书写,构成了一个“非官方、非小道的渠道”,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权威而客观的信息渠道逼近事情的真相。

  辛鸣认为,高官在位时说的话并不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党和政府,他们的声音与党和政府的声音合而为一。他们退下来之后的著述,以个人的眼光、视角反映国家决策思路,此时,重大事件的当事人、相关领域的权威、个人身份的结合,使他们成为官方和民间之外新的信息沟通渠道。

  区别于官方的“述而不作”,解释决策因由、还原决策背景、过程,是“第三渠道”的重要价值所在。

  自称“全国教育工作的‘后勤处长’”的李岚清,担任两届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教育长达10年。他在《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自序中将卸任著书视为“向人民作个汇报”:“如要出文集之类并非难事,国务院办公厅已将我的报告、文章、讲话、批件、会议记录等整理成册,洋洋数百万言......但时过境迁,对时代背景不太清楚的同志未必能看得明白,再过若干年甚至可能变成‘古董’。”写书旨在“让读者了解国家公共政策和重要决策的形成过程,当时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

  在呈现决策过程的同时,澄清传言也是“第三渠道”的应有之意。对于《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王成家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钱其琛写这本书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跟我讲过,有些事情在国外有很多的版本,如果不把真实的事情表述出来,多年以后,那些非真实的东西就变为事实了。”

  “第三渠道”有显著的个人色彩,以个人化的表述与宏大历史叙事相印证。《李鹏三峡日记》始自1981年担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当时三峡工程正在酝酿之中;止于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之后的2003年6月,其时三峡二期工程已下闸蓄水,二号机组并网发电,三峡电力已开始向华中电网送电。在这部书的前言中作者说:“我的三峡日记是从全部日记中摘选出来的,发表时除了对个别文字作了必要的修改外,保持了它的原貌。”

  事实上,在西方,高官卸任后撰写回忆录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影响力颇广的个人叙述,其魅力来自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个人魅力——直面复杂的历史事件,以人而非官的视角向公众讲述历史,通过对亲身参与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观察和体验呈现往事的种种细节,“这种视角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信息,这种叙述也是一种信史。”有学者这样评价。

  淡化政治诉求,凸显社会责任

  《外交十记》等三本卸任高官撰述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开辟了不同以往的表达空间——以淡化的政治诉求迥异于领导人文集、历史档案以及一些官员在任期间的著述,又以突出的社会责任感区别于仅从兴趣出发的怡情养性之作。

  钱其琛在《外交十记》的自序中引用了自己的两句诗:“有情叙往事,无官开新卷。”从事党史研究的辛鸣分析说,“无官”的身份代表个人,为著述奠定了浓厚的个人色彩基调,而淡化了其政治诉求。同时,作者强调“非史非论”,“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真实准确”,这个定位弱化了全书的政治色彩,呈现出个人视角的真实和真诚。

  辛鸣认为,这种政治家的个人化写作与文集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文集是对政治家平生思想的政治定位,有“盖棺论定”的意涵,具有官方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而以个人化书写为共同特点的这三本书,不具备任何政治背景,将作者从政治家还原为一个人。

  同时,不少人认为这类书籍可能揭示“内幕”,提前“解密”,对此辛鸣分析说,这些著述与历史档案不同,与文件解密更是两个概念。它们不是将尚属秘密的档案公开,而是将历史的细节以个人的眼光、视角呈现出来;不是未解密事件的披露,而是重大事件参与者的自我表述。

  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中央领导干部退休制度以后,卸任官员写作著书逐渐受到鼓励,但所涉及领域多体现个人的兴趣爱好,由当事人亲自执笔、直接反映在任期间的重大决策、事件,前述三书方开先河。

  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时延春曾撰文谈及《外交十记》的编辑过程,他写道:“鉴于这本书的珍贵,许多人就书名问题提出过不少建议,但钱其琛坚持用此书名。看来,他对此书的构思早已胸有成竹。”

  《李鹏三峡日记》中也记述了成书的过程。早在2002年1月下旬,《李鹏三峡日记》的整理工作已经开始;8月编辑修改,写出前言;2003年5月样书向中央领导、有关部委、省市负责人、专家学者征求意见;8月此书出版。

  “政治家自我表达的欲望和社会的发展现状好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有学者如此评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步”被看作是这些著作得以问世的大背景。

  这批书籍的集中出现也让人们充满期待。《炎黄春秋》主编吴思认为,高官卸任后著书这个趋势还会扩大,“不管怎么说,这都是读者之福。”他透露,一些退下来的领导人也在撰写个人回忆录,而“中央对老同志的愿望都很配合”。

  辛鸣认为,这种现象要形成气候,首先需要有适宜的政治文化环境,为政治家回顾大事、袒露个性提供条件;同时政治家本人也需要具备较高的素质和水平。

  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家的回忆录对公众影响深远,这种作品中的政治话题和知识,对于培养公民意识、公民理性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了解领导人的决策心态、背景和过程,也有助于公众更合理有效地参与国家重大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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